昨天,《錢江晚報》用了幾乎兩個整版刊登記者對陳毅之子陳小魯專訪《我為什麼要為文革公開道歉》。陳小魯對記者說的一句話耐人尋味:“道歉之後出現這麼大社會反響,我也是有思考,這就說明大家對這個問題有反思的要求。只要你們敢來我就說。”
  “你們敢來我就說”——難道採訪陳小魯要冒什麼風險嗎?還是文革這個話題有風險?1981年6月黨的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將文革定性為“全局性的、長時間的‘左’傾嚴重錯誤”,一個人為自己在這個“全局性錯誤”中的個人錯誤道歉,應該受到鼓勵,做個採訪怎麼會有敢不敢的問題?
  “只要你們敢來我就說”。這是否意味著陳小魯也感受到某種壓力?陳小魯的道歉,表現了他的政治良知,目的是反思歷史,推動社會進步,為什麼會有壓力?壓力來自哪裡?
  《錢江晚報》的專訪說:“從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將,成長為反思文革,為文革公開道歉的‘紅二代’第一人。”其實,在文革結束的那麼多年裡,在各種場合,以各種形式,為自己的文革中的錯誤道歉、懺悔的,陳小魯並非第一人,但沒有很大的社會影響。而陳小魯作為一名“紅二代”,他的道歉,必然會有“名人效應”——陳小魯道歉了,其他“名人”呢?難道在文革做了錯事的,整過人的,只有陳小魯一人嗎?陳小魯的過錯在於,別人都不道歉,而你道歉了,你不是讓別人難堪嗎?文革結束後,一直擔任文藝界領導人的周揚,也為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整人行為道歉,雖然得到受害人的諒解,但也為此受到批評和指責,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,其原因,也是周揚的道歉,讓不願道歉的人不快了。
  還有人提出,不僅要鼓勵,還應當呼籲所有當年做過錯事的“紅衛兵”和文革運動參與者都出來道歉,使之形成一種聲勢,共促全民族對文革再來一次徹底的大反思。這一主張遭到了反對,理由是“不要搞人人過關”。但是,呼籲道歉,根本不是“人人過關”,這兩種行為的性質根本不同。“人人過關”只有在權力的主持下才能搞起來,乾脆說,“人人過關”是權力行為,一個呼籲,只能表明觀點,僅僅是語言行為,對人沒有強制力;如果這種呼籲讓一些人感到了壓力,那是一種道義壓力。這表明,這個人還有道義感,因為沒有道義感的人是不會感到道義壓力的;但他又拒絕這種道義的壓力,想排斥這種壓力,一個較好的辦法,就是把呼籲道歉妖魔化,說成是“人人過關”,至少能減輕這種壓力。說實話,這些排斥道義壓力的人,真遇上了“人人過關”,未必還敢這樣振振有詞。
  做過錯事、害過人可以不道歉,可以不為自己的錯誤負責,就像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里“狂人” 的哥哥和同村人,“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,都結成一伙,互相勸勉,互相牽掣,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。”而為自己的過錯道歉的人,想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,想對國家和社會負責的人,或被人孤立,或不被人理解,被視為“狂人”。陳小魯所受到的壓力,來自歷史深處。
  (原標題:陳小魯的道歉,壓力來自哪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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